【人大之子】高铭暄:参加和见证新中国刑法建
来源:六大网 发表于2019-09-19 15:44:28 编辑:杨惠妍
摘要: 高铭暄(1928),浙江玉环人。闻名刑法学家,我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国人民大学榜第一批荣誉教授、榜第一批荣誉一级教授。本文回忆了他肄业和从

 

【人大之子】高铭暄:参加和见证新中国刑法建造的进程

 

【人大之子】高铭暄:参加和见证新中国刑法建造的进程

 

高铭暄(1928—),浙江玉环人。闻名刑法学家,我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国人民大学榜第一批荣誉教授、榜第一批荣誉一级教授。本文回忆了他肄业和从事刑法教育及研讨几十年来的阅历,其间对20世纪50年代我国人民大学研讨生教育状况、参加新我国榜首部刑法起草作业、博士生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要点叙述。

高铭暄自述本次采访时刻为2008年12月10日,由我国人民大校园史研讨室担任采访、录音收拾及文字编辑。本文收录于《求是园名家自述》。

“法”门弟子的肄业之路

1928年5月24日,我生于浙江玉环县鲜迭村。1934年2月到1941年2月我一向在村里的小学读初小、高小,读了七年,因为小学二年级时我语文学得不太好,就重学了一年。后来我就到温州考中学,初中是瓯海中学(现温州第四中学),高中是温州中学。其时大学都是独自招生,1947年中学结业今后,我考取了三所南边的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因为那时我父亲在杭州作业,家也在杭州,我觉得仍是在杭州上大学便当,所以最终我挑选了去浙江大学法学院学习。

为什么要学法令?这个自愿在高中的时分就定了。其时受我的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父亲一向做司法作业,他往常总是讲一些这方面的作业,其他他这方面的书比较多,这个对我有无形的影响。在我看来,司法作业仍是比较崇高的,司法作业维护公平正义,为老百姓排解纠纷、维护安定。假如没有司法作业,都是违法的话,社会能安定吗?我是从这样的一些含义来了解的。再加上父亲既然在司法界作业,自己将来学习这个,也能够得到父亲的一些支撑。这样一些朴素的主意,在高中的时分就有了,我就想将来考大学,学法令。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不久,浙江省军管会文教部就把浙江大学的法学院吊销了。因为革新嘛,要破坏旧国家机器,作为上层建筑的旧法令是旧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也是要被废弃的。这个咱们早就听说了,所以杭州一解放,浙江大学其他学院没有撤,先把法学院给撤了。这样咱们在浙江大学就不能持续学了,同学们有参加作业的,有转系的,也有转学的。我就归于转学的规模。因为那时我感觉自己还年青,仍是想持续把大学念下去,所以我就挑选了转学。那时浙江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是李浩培先生,他就引荐我转学到北京大学法令系。

1949年9月我脱离浙江大学。9月16号脱离杭州,到上海待了两天,接着从上海坐火车到北平,现已是9月20号了,我带着浙大的一些证明材料到北大。费青(费孝通的哥哥)是其时北大法令系的主任,其时也很有名。我把介绍信给他看,他就赞同接纳了。所以我1949年9月就开端在北京大学法令系插班学习。四年大学,我前两年在浙大念,三、四年级在北大念的,1951年结业。

那时咱们结业服从分配,但也寻求自愿,我的自愿便是希望到我国人民大学当研讨生。我国人民大学是1950年才建立的,那时我知道我国人民大学是新我国榜首所新式的、正规的、咱们党自己办的大学。我国人民大学的建立是通过政务院专门做过决议的,实践上也便是说党中心要办我国人民大学。我想我国人民大学办学既然是正规的,能够学到许多的革新的道理、革新的理论,也便是能够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我知道我国人民大学聘请了许多的苏联专家,苏联专家都是学有所长。其时咱们对苏联也仍是很神往的,党的方针方针也提出来要向苏联学习嘛,因为建国今后,咱们自己没有太多正规办学的经历,特别是法令这方面。苏联1917年“十月革新”今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到那时建国现已有30多年了,所以咱们心里也仍是比较神往苏联那一套。我知道我国人民大学聘请了许多的苏联专家来教育,法令系这方面也有许多专家,所以很神往我国人民大学。再说我国人民大校园长是吴玉章,他是老革新家啊,是“中共五老”之一,在咱们心目傍边有崇高位置。能到我国人民大学再进修一下,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激烈的希望,我把自愿就跟安排说了。正好那时我国人民大学要招研讨生,也向北大发告知要人,北大法令系就选了十位到我国人民大学来当研讨生。咱们十个到我国人民大学来,有读宪法的,有读法制史的,有读法学理论的,也有读刑法的。这十个人现在除了我,都不在我国人民大学了,调出去的有宁夏大学的前校长吴家麟、福州大学的王克衷、复旦大学的叶孝信。其时留在人大的,有连铜炯,“文革”中又分配到北大,在北大作业期间逝世;还有一个叫梁秀如,在法制史教研室,前些年也逝世了。

我从1951年到1953年在我国人民大学读研讨生,之后留校作业,一向到现在。孙国华、王作富他们是榜第一批研讨生,是从1950年到1952年。许崇德跟我相同也是第二期的。其时来读研讨生的,有各式各样的状况。许崇德是复旦大学来的,王以真是东吴大学来的(她是咱们刑法班的,下一任北京大学教授),也有中山大学来的,还有调干生。

在人大读研讨生这两年,我接受了四位苏联专家的授课。这四位专家有一位叫贝斯特洛娃,来自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学院;后来有一位叫达马亨,来自列宁格勒大学,现在叫圣彼得堡大学;还有一位是尼可拉耶夫,来自莫斯科大学;柯尔金首要是搞证据技能的,也兼搞一些刑法,他也来自莫斯科,如同也是莫斯科大学的。这四位教师对咱们进行了系统的苏联刑法教授,既讲总则与分则,一起也给咱们做过一些教导,教育一些学习方法。他们的教育使我对刑法有了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化的了解,研讨爱好也越来越浓,这为我的专业思维奠定了坚实的根底。两年中学的还有根底理论,其时有马列主义根底课。咱们学的簿本便是联共党史,也学过政治经济学、我国革新史和哲学,这叫四大理论。除了这些根底理论课以外,咱们还听了一些逻辑课和一些实践部分的同志作的陈述。

 

咱们专业上学得比较系统。后期有我国刑法的教师,也给咱们讲我国刑法的单个标题。这些教师,1950年建立法令系班子的时分就过来了。因为人大完全是新式的,所以咱们人大就短少民国时期的那些老教授,本来那些老的大学,老教授就比较多了,他们解放前就在那里教育。

我再三深思,我已与刑法学和人大法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研讨生结业后,我就被留校任教,而且一干便是五十多年。1983年5月,经国务院有关部分同意,晋升为教授。1984年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同意,成为我国刑法学专业榜首位博士研讨生导师,完毕了新我国不能自己培育刑法学博士的前史。现在我已由一名青年变成老者,而且仍在“老骥伏枥”。

关于人大法学院,现在,有的人以为向阳大学是我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前身,我看是不对的。在我看来,向阳大学和我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没有直接联系,但有直接联系。便是向阳大学有一些学生,或许有单个作业人员,通过在华北大学学习,随后也就到了我国人民大学来,这是一个状况。还有一些学生到我国政法大学三部学习了,然后变成了后来我国人民大学法令系的榜首届学员,比方政法大学的巫昌祯教授,她是咱们人大榜首期的,她本来是向阳大学的;还有咱们一些教师,像陈逸云教授,他本来也是向阳大学的,后来通过华北大学学习再过来的,其他,向阳大学的许多书本也是由我国人民大学接纳的。所以,便是有这么一个直接的联系,不是直接的。从整个安排系统来说,向阳大学和我国人民大学没联系。华北大学是整个建制改了到人大,吴玉章是华北大学的校长,到了我国人民大学也仍是校长。我以为这是不相同的。

参加和见证新我国刑法建造的进程

能够说,我见证了新我国刑法建造的悉数进程。我刚结业即参加了刑法起草作业,并从头到尾参加了1979年刑法典起草和1997年刑法典修订作业,屡次参加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拟定刑事司法解释的研讨咨询作业。

1954年10月我参加了新我国榜首部刑法的起草作业。其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业厅法令室授命安排班子,担任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他们向我国人民大学要人,人大就把我差遣过去了。所以从1954年10月开端我就在立法机关参加立法作业。1954年的10月到1957年的6月,这一段时刻就搞出来了22部刑法草案稿子。1957年6月后,“反右派”奋斗开端了,那里的立法作业也停了,我就回人大了。到1962年我又去修正草案稿了。因为三年困难时期今后,1962年1月中心开了一个扩展作业会议(“七千人大会”),那是中心开的,咱们在下面也不知道。后来据传达,知道大会上叫咱们有定见就提,答应咱们谈嘛。咱们也听说了一些比较风趣的话,叫咱们有气放气,白日出气,晚上看戏。意思也是让咱们把这三年傍边的经历教训说一说,也宣泄宣泄吧。三年困难时期度过去了,状况渐渐又好转了,开了这个会今后,全国的局势又略微活泼一点。毛主席对立法作业有指示,便是说刑法、民法仍是要搞,没有法不行,没有法就乱搞一气。这些话传达下来今后,刑法立法作业又开端启动了。先开座谈会,接着又起草条文,修正条文。这样一向搞到1963年10月9号,把第33稿搞出来了。这一年多时刻搞出了11部稿子,这些作业我都参加了。“文革”前刑法立法作业基本就中止了。

很快1964年我就去陕西西安长安县参加“四清”了,接着1966年开端“文化大革新”。我1971年1月从“五七”干校调到北京医学院,一向干到 1978年10月,所以我在医学院前后也干了近8年。“文革”完毕后,我回来又参加立法作业。这一段参加立法时刻就不长了,1978年的10月一向到1979年的7月,不到一年的时刻,从第34稿到第38稿,把刑法搞完了。榜首部刑法典是1979年7月1日通过的,之后,我又回校园作业了。能够说,我是从头到尾参加刑法创制的仅有学者。在立法过程中,我已记不清提出过多少立法定见和主张,收集和收拾过多少参阅材料,对每一个刑法条文作过多少次的草拟、修订和完善。榜首部刑法典正式实施是在1980年1月1日,之后,从1981年到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和颁行了25个单行刑法,对刑法典的内容作了重要的修正和弥补。我参加了大部供分刑事法令的草创活动,包含提咨询定见,宣布立法主张,要求纠正不妥条文等,遭到了立法作业机关的高度评价。我这样连续地参加活动,一向到1997年刑法典出台。

1997年的刑法典从1982年就开端进入酝酿预备阶段。自1986年起,咱们我国法学会刑法学研讨会在历年举办的研讨会上就不断评论刑法的修正与完善等问题。每年年会后结集出书的学术论文集,为刑法修正的决议计划供给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材料。尤其是在新刑法典出台之前,1996年11月5日—10日在四川省乐山市举办的我国法学会刑法学研讨会年会(我国刑法变革研讨会)上,与会的全国近二百名刑法学界的学者和法令实务部分的专家对1996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拟定的《刑法修订草案(寻求定见稿)》进行了火热的研讨,提出了不少赋有建造性的定见。我在会上作了《为我国刑法的变革和完善而尽力》的陈述,总结了近十年来刑法修正研讨的状况,能够说为新刑法典的顺畅通过作了理论证明与衬托。

刑法典的全面修正,是在1988年7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后正式提上国家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的。至1997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新刑法典历时9年。在这9年的修正研拟过程中,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常常约请的专家,我除了撰文评论相关问题外,还屡次参加相关会议,参加立法起草、咨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刑法修正完善、触及微观微观多方面问题的主张,遭到国家立法机关的高度注重。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托付付我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修正刑法总则,由我担任建立了修正小组。咱们从1993年12月到1994年9月间进行了较为会集的研讨和修正作业,先后提出了一份刑法总则纲要和四份刑法总则修正稿。这些给国家立法机关修正刑法典总则供给了主张和参阅,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此根底上于1996年8月起草出《刑法总则修正稿》。自1996年3月新《刑事诉讼法》经往后,国家立法机关将首要精力敏捷转入刑法典的全面修正作业。1996年8月12日—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北京专门约请我、王作富、马克昌、曹子丹、单长宗、储槐植等6位刑法教授就刑法修正问题进行座谈研讨。10月10日法工委印发《刑法修订草案(寻求定见稿)》后,又在11月11日—22日在北京召开了大型的刑法修正座谈会寻求对该草案的定见。我在22日作了大会讲话,就修订草案中死刑的立法规则进行了分析,从前史经历、死刑价值、党的“少杀”方针以及世界奋斗利益等多角度动身,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减少死刑的主张。新刑法典经往后,我作为新我国建立以来基本上一向参加我国刑法立法作业的刑法学家,又应各种新闻媒介、教育科研机构、司法部分等约请屡次教育、宣扬新刑法典。

所以,刑法典是怎样出台的,一向到后来怎样修订的,我仍是比较了解的。后来,我还和赵秉志教授一起掌管编纂了一部全面、系统和客观反映新我国刑法立法文献与材料的大型书本——《新我国刑法立法文献材料总览》。参加这些活动基本上没有脱离人大的岗位,去参加也是人大派去参加,完成了我就回来。应该说,这既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校园的荣誉。

教育育人五十载

我来人大的时分是在铁狮子胡同一号签到,我记住是在主楼一层后边,刑法教研室在那里暂时作业。其时刑法教研室的秘书叫齐俊成,后来在出书社作业。他担任招待我,然后把我领到教研室主任朱世英那里。朱世英那时是法令系副主任,兼刑法教研室主任。然后我就向朱世英签到,她勉励了我。在“铁一号”住了几天,咱们就搬到西郊去了。灰楼(现在叫求是楼)其时就有了,红三楼也有了。咱们系的教研室都在灰楼,我的宿舍在红三楼。我在红三楼住的年初许多,1951年当研讨生的时分我在那里住,后来结业留校仍是在红三楼。“文革”期间下放到江西曾经,一向在红三楼住。

1951年研讨生结业留校今后,我就进了刑法教研室,做研讨生两年,接着就做教师到现在,连学习带作业,到现在为止现已在人大57年。当然这中心因为下放和人大吊销,中止过几年。

 

人大停办时对教师是成块成建制的分配,其时这样做真是不错的。分到医学院的差不多100人。复校时说一声回去,就都回去了。医学院人事处有一些干部也是人大的,他们知道了人大体复校,得到告知就告知咱们:人大复校了啊,你们回去;档案这些你们就不要管了,咱们把你转回去便是了。而我,说是1978年10月回去,实践上我没有回去,接着就去参加立法作业了,真实回到校园现已是1979年下半年了。咱们法令系1978年招了榜第一批学生,像韩玉胜、刘春田、徐孟洲、贾林青等,这都是复校后榜首期的学生。我回来今后就给1978级上刑法课。我讲总则,王作富讲分则,咱们两位是比较资深一点的同志。因为我参加立法作业了,材料占有得比较多,所以上课的效果都还不错。除上课之外,还编教材。特别是1981年招了研讨生今后,不只给本科生上课,后来逐步就首要给更多的研讨生上课。我先后开设过《苏联刑法》、《我国刑法》、《刑法泛论》、《刑法各论》、《外国刑法》、《刑事方针与刑事立法》等课程,不管社会活动怎么繁忙,我都坚持在教育榜首线。我以为教育是教师的神圣职责。

怎样辅导博士生?带博士的领会我总结了一下,叫作“三严四能五结合”。“三严”便是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四能”便是培育他们的读书才能、研讨才能、翻译才能、写作才能,“五结合”便是使博士生做到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把握与要点深化相结合、研讨我国与学习外国相结合、个人研讨与团体评论相结合。这个当然是依据我带研讨生总结出来的,实践也是这么做,一向到现在,我仍是这样要求。硕士生我带的相对少一点,前后带了十个。后来专门带博士,因为有年青的同志上来了,他们能够带硕士。所以咱们带博士的时分就尽量发明带博士的经历。我做博导比较早,1983年5月评为教授,1984年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同意,成为我国刑法学专业榜首位博士研讨生导师,从此完毕了新我国不能自己培育刑法学博士的前史。到现在为止我带的学生现已结业拿到博士学位的是40名。我招的不多,每年两个,最多三个,现在只招一个了。博士结业后在高校里作业的略微多一点,也有在法院、检察院作业的,他们现在都现已展开起来了。

刑法教材编写:注重“三基”、“三性”、“四对联系”

我很注重刑法学教材的编写作业,因为我以为教材编写是法学教育的根底工程之一,是用刑法理论知识装备人们的脑筋、加强同违法违法作奋斗的不行短少的重要手法。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刚刚通过十年动乱,我国法学园地简直一片荒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变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造的号角,面临方兴未已的法制建造,全国各地相继康复的政法院系和政法机关,急需一套法学教材来满意法学教育和司法实践的需求。1981年,一批在全国刑法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聚集北京,他们受司法部托付,编写高等校园法学教材《刑法学》。我被引荐为这本书的主编。这本书在1982年由法令出书社出书,成为“文革”后榜首部最威望的刑法教材。这本教材系统完好,内容丰富;论说全面,要点杰出;纵横比较,头绪清楚;评说客观,说理透彻;联系实践,解决问题。它既是教科书,也是学术著作,不只会集反映和代表了我国刑法学研讨的效果和水平,而且为我国刑法学研讨的展开奠定了根底,从而在新我国刑法学展开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效果。这本书出书后求过于供,出书社先后重印10余次,发行量超越150余万册,创同类教材发行量最高纪录。这本书还在1988年取得国家级优异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优异教材一等奖。之后,在原国家教委的安排下,我又授命主编新教材《我国刑法学》。这本书在1989年出书,反映了刑事立法的最新进展、刑事司法的最新动态和刑法理论研讨的最新效果,系统愈加合理,结构愈加紧凑,表达详略妥当,内容五光十色,为我国刑法学教材的编写树立了一个愈加成功的模范。此书在1992年取得第二届全国高等校园优异教材特等奖。从1981年到1996年,我主编过本科、自学高考、业大、电大等不同层次的全国性刑法学教材6部,可谓我国其时主编刑法学教材层次最高、数量最多的学者。

1997年新刑法典发布,迫切要求对此前各种类型的刑法学教材加以严重修订或从头编写。这时分我现已快七十了,但我依然当即投入到新教材的掌管编写。在短短三年内,我又相继掌管编写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令专业指定教材《刑法学(新编本)》、一般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要点教材《新编我国刑法学》、高等校园法学教材《刑法学》、全国高等校园法学专业中心课程教材《刑法学》等4部重要教材,再次引起学界的注目和读者的欣赏。此外,我还主编了2002年出书的研讨生教育用书《刑法专论》。这本书现已由教育部研讨生作业作业室引荐供全国法学硕士研讨生特别是刑法学专业硕士研讨生挑选运用。

我编了多年的教材,殷切地领会到,要编好一部教材,除了遵循“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材料)和“三性”(科学性、系统性、相对稳定性)的写作要求外,还必须处理好四对联系:一要处理好刑法学系统与刑法典系统的联系;二要处理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联系;三要处理好全面论说与要点杰出的联系;四要处理好编写教材与便当教师运用教材的联系。这些都是我的经历。

人物简介

高铭暄(1928— ),浙江省玉环县人。中共党员,教授,刑法学家。

高铭暄1947年考入浙江大学法令系。1949年9月因浙江大学法学院停办,转入北京大学法令系学习。1951年8月结业后被保送到我国人民大学法令系刑法研讨生班学习。1953年6月在研讨生学习期间参加我国共产党,同年8月结业后,留我国人民大学法令系刑法教研室任教。1984年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同意,成为我国刑法学专业的榜首位博士生导师,1991年开端享用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暨法学组召集人。2005年被颁发我国人民大学榜第一批荣誉教授称谓,2009年被颁发我国人民大学榜第一批荣誉一级教授称谓。现任我国人民大学刑事法令科学研讨中心声誉主任、教授,兼任我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我国法学会刑法学研讨会声誉会长、世界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我国分会主席等职。

 

高铭暄曾开设“苏联刑法”、“我国刑法”、“刑法泛论”、“刑法各论”等课程,为本科生授课,培育过硕士生、博士生,辅导过博士后研讨人员,还曾为进修生、电大生、夜大生、高档法官班学员、高档检察官班学员授课,并曾屡次应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部分省、市人大常委会和政法机关作法制讲座。受领导机关托付,高铭暄先后主编过全国性刑法学教材11种。其间,1982年出书的《刑法学》获全国高等校园优异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优异教材一等奖;1989年出书的《我国刑法学》获第二届全国高等校园优异教材特等奖;2000年出书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刑法学》获2002年全国一般高等校园优异教材一等奖。

 

高铭暄曾全程参加我国1979年刑法典的起草和1997年刑法典的修订作业,屡次参加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拟定刑事司法解释的研讨咨询作业,并屡次出访美、英、意、法、日、俄、奥、荷、比、西、韩、加等国,从事讲学、调查及学术交流活动。他紧密联系教育和立法、司法实践展开科研活动,出书个人专著5部,主编、合著、参著专业书本110余部,宣布论文、文章260余篇,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刑法学》、《我国刑法学》、《刑法学原理》、《新我国刑法科学简史》等。其间,《刑法学原理》(三卷本)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和全国高等校园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讨优异效果奖一等奖。

高铭暄一向活泼在我国法学教育战线,在刑法学系统结构、刑事立法、违法构成、刑事责任、死刑方针等方面的研讨颇多建树,被法学界称为“刑法学权威”、“新我国刑法学奠基人之一”,先后取得国家级“有杰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异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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